西北国棉一厂宣告破产后，10月20日下午，一名老职工从赵梦桃塑像旁走过

赵梦桃是上世纪50年代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1951年到1974年，吴桂贤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

翟福兰（左）1961年成为全省纺织技术标兵时的工作照

2008年10月，西北国棉一厂宣告破产。资产负债率达346.54%。

这个大型国企的倒掉，让人扼腕叹息。因为，它是新中国的第一家国营棉纺织厂，曾经是纺织业的旗帜，走出过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赵梦桃，也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国务院女副总理吴桂贤。

风雨57年，西北国棉一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辉煌与坎坷？此时此刻，西北国棉一厂的干部职工们又是怎样的伤感与不舍？

2008年10月，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棉纺织厂——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宣告破产。

尽管此前已经有不少传言，但消息最终确认后，对于西北国棉一厂职工来说，还是觉得很突然。几位曾参加过西北国棉一厂初建和开工典礼的老工人，更是伤心落泪。

有老职工说，他至今还记得1952年5月17日开工典礼上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剪彩并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说：“国棉一厂正式开工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对于西北人民来说，也是一件大喜事。这个厂开工了，我们西北地区国家经营的纺织业，就增加了一倍多的纱锭和将近4倍多的布机。从今天起，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的棉纱和棉布，来满足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需要了……我们将要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了。”

西北国棉一厂走到破产的地步，对于任何一个西北一棉人来说，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西北国棉一厂目前的领导层，不太愿意面对外界的关注。原因就像一位领导说的，“现在说什么都不好”。

然而，西北国棉一厂走过的辉煌与坎坷，已经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镌刻在西北一棉人的心里。

西北国棉一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决定在西北地区兴建的第一个棉纺织厂。这一直是让西北一棉人非常自豪的资本。

在这个国营大厂令人炫目的辉煌历史中，曾经出现过赵梦桃这样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也走出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国务院女副总理吴桂贤。

西北国棉一厂，曾经宛若烟花，绚烂绽放。然而，正因当年的烟花太美丽，当爆竹响过，长空寂寥，更显寂寞冷清。“开厂元老”的感恩情结“西北国棉一厂曾经的辉煌和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曾经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时至今日，忆起当初的峥嵘岁月，西北国棉一厂的职工和干部们还是有着这样的共识。

建厂初期，第一代“开厂元老”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凭着那种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的朴素的思想感情，以做了新社会主人迸发出的巨大热情，投入到大干社会主义的时代洪流中，提前建成了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设计的“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并在以后的创业发展中，创造了陕西纺织业的多项第一。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国棉一厂的一件真实的事。

当时，西北国棉一厂一位副厂长去上海出差，回来报销车票时多出了一张两角钱的汽车票，这位副厂长在西北国棉一厂党委会上连作了3次检讨。检讨的原因是：这位副厂长两角钱的车费，是他利用出差之便去看望自己的亲戚产生的。

回望当时的历史，也许从这一件事上能够多少看出共和国初创时期，一个国营大厂是如何培育出了清正廉洁的干部职工队伍。

西北国棉一厂的厂志记载：该厂从1951年5月5日全面动工建设，当年的建设者们边建设、边安装，当时，他们把纱场、布场、机电、辅助设备四个部门的安装同时铺开，提前建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棉纺织企业。1952年5月17日正式投产后，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将国家建厂总投入全部收回。

此后，西北国棉一厂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在“文革”中最混乱的日子里，西北国棉一厂没有关一天机器，全厂职工自觉自愿扩台扩锭，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1966年产值超过4500万元，利税超过了1800万元。而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年，西北国棉一厂仍上缴利税1300万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纺织行业经过阵痛之后，市场出现转机，逐步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产品开始供不应求。西北国棉一厂也因此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89年工业总产值12251.88万元，实现利润2851.72万元，实现利税3702.5万元。1990年产值继续增长。在完成经济承包合同的基础上，两年为国家多交500万元。

1996年以后，西北国棉一厂加快了内部改革和走向市场的步伐，组建成立了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到2000年底，利润4006.97万元。利税6911.72万元。实现利润和利税建厂以来最好水平。

3位纺织女工演绎的一厂辉煌

在西北国棉一厂50多年的历史中，有3位纺织女工成了标志性人物。她们就是赵梦桃、吴桂贤和翟福兰。

赵梦桃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作为中国二十世纪50年代纺织行业的代表，她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并在陕西省全面推广。赵梦桃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八大”代表。她还曾于1956年、1959年先后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和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63年，赵梦桃病逝前不久，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她所在的小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

吴桂贤则是以“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身份，走上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大舞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副总理。

翟福兰曾经是赵梦桃小组的组长，也是全国劳模，并且和赵梦桃一样在西北国棉一厂的厂志中，留下了个人传记。

赵梦桃是河南洛阳人，大哥被日寇抓去折磨致死，小妹妹在逃难中丧生，父亲1948年因贫病去世。赵梦桃和母亲逃荒到了陕西蔡家坡。1951年11月26日，赵梦桃16岁，进入正在建设中的西北国棉一厂，为细纱乙班四组值车工。1952年西北国棉一厂正式投产后，赵梦桃以学习好、技术好、觉悟高、有威信，被选为细纱乙班四组第一任工会组长。

这位旧社会的苦命丫头，用柔弱的身体在细纱车间拼命干、下苦干，来报答共产党的恩情。赵梦桃的感恩过程，展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纺织工人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共青团员、先进工人的典范。

1963年，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因病去世，年仅28岁。

翟福兰1942年随家人从河南新密逃荒到了陕西三原。1953年，她考到西北国棉一厂。

“当时，我是年龄刚满16岁，刚刚够年龄线；个子、体重也都是刚刚够，差一点就进不了厂，危险得很！”回想当年的进厂经历，翟福兰还觉得挺悬。

进厂时，翟福兰想到自己一个要饭娃当了国家工人，这是此前不敢有的奢望，她激动得想哭。

更幸运的是，她当时被分到了赵梦桃所在的细纱车间乙班四组。“我到小组之后，当时确实抱着这样一个思想：因为过去很穷，一心想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们的工作挺繁重的，车间机器轰轰响，我们平均一天要跑80里路，一直来回地转。一个班8个小时。刚进厂时，还上过10个小时，但那个时候居然也不觉得有多累。”

和赵梦桃的相处是一段温馨的回忆。当时，对于翟福兰来说，长她两岁的赵梦桃完全像一个大姐姐。

在翟福兰的记忆中，赵梦桃是22岁结的婚，丈夫就是本车间的一位工友。当时，为了不耽误工作，赵梦桃提出3年之后再生孩子。后来，赵梦桃患了子宫癌。住院期间，1963年4月27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咸阳召开表彰赵梦桃及赵梦桃小组先进事迹大会，代省长李启明宣布授予赵梦桃“优秀的共产党员、模范的共产党员、先进工人的典范”光荣称号。人们把最美好的诗句，献给这位被誉为“纺织战线的骄傲”的普通青年女工。著名作家魏钢焰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红桃是怎样开的》，引起了轰动。她的事迹感染和激励着无数青年的心，她的形象成为青年崇敬的榜样。

1963年6月23日，赵梦桃因病去世。

“梦桃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纺织工人。有人认为，西北国棉一厂的历史最为辉煌的记载大都与赵梦桃息息相关，西北国棉一厂在纺织业内曾有的旗帜地位，有很大一部分都应该归功于赵梦桃。而在西北国棉一厂里，至今矗立着赵梦桃汉白玉塑像。

副总理回厂还进车间干活

吴桂贤是河南巩县人，同样是儿时逃荒到了陕西咸阳。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工，吴桂贤只有13岁，她在面试时，一口咬定自己是16岁。待各项考试都结束后，却又泄了只有13岁的底，差点被拒之门外。吴桂贤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哭着不肯走，工厂只好收下。

吴桂贤刚进厂时，和赵梦桃在一个组。1953年翟福兰进厂，她已经被调走。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赵梦桃病重住院，吴桂贤又被调回来，任“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

这个当初被破例招进西北国棉一厂的“童工”，此后竟然一路做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文革”期间，吴桂贤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她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年9月奉调中央，以代表工人阶级、补充新鲜血液名义，被安排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青、妇群团组织和卫生部、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工作。1977年9月，吴桂贤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

1988年，吴桂贤受邀南下深圳，任深圳鸿华印染厂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1989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组建并任深圳外贸集团、进出口公司工会主席。1994年退休，担任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专职于公益事业。

今天，不管人们怎样评议，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吴桂贤的人生遭际堪称传奇。

在西北国棉一厂工作20多年、现在受邀撰写《吴桂贤传》的李文德老人说：“吴桂贤的骨子里是个愚忠之人，毛主席怎么说，她就怎么干，毛主席说的就是真理。她站得不高，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她无野心。一切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共产党的典型纺织工人。”

据了解，吴桂贤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每逢开会，年龄最小的她经常一言不发，当问到她时，她就回答：“没意见”，或者“前面的老同志都说得很好”。

现在，人们对于吴桂贤的这种表现和作为有两种理解：一是这个纺织女工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挺朴实，很实在，很尊重老同志；另一种则是：此人根本就是个不称职的副总理，只能以“没意见”、“前面老同志说得很好”等浮词应付。

李文德认为，这两种理解应该都是有道理的。“从吴桂贤本身的智能、工作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来看，她就是一个纺织工人，她是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以一个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走进了政权高层。她的副总理之位，并不是自己求来的，甚至可以说，她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个副总理。”

李文德透露：1974年9月，吴桂贤在北京突然听说要让她当副总理，她对跟她谈话的周恩来总理说：我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个能力，我驾驭不了。你要是让我当个纺织工业部部长我还敢试试，因为我懂纺织。副总理的担子太重了，我怕担不起来。总理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是主席定的，人大任命的。吴桂贤后来还提出：你让我先从县委书记学习，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学习，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长，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学会当领导的本事，我再当这个副总理。但都没有得到同意。

特殊的历史时期，决定了吴桂贤走上了副总理的岗位。吴桂贤任职副总理期间，她的工资还是从西北国棉一厂发，每个月74元钱。而且，应她本人要求，她每年有两个月要待在西北国棉一厂。

李文德认为，吴桂贤的政治传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文革”结束后，吴桂贤受到了一些非议。有人说她反周总理，有人说她派专列送孩子到北京去治病，这些在她看来莫名其妙的责难，甚至登到了会议简报上。1977年，吴桂贤主动请辞国务院副总理。得到批准后，9月27日，她乘车返回咸阳。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和姐妹们一起上了当晚的夜班。

翟福兰说：“吴桂贤从中央回来之后，她本人的意愿还是回小组。但是厂里没有让她回小组，而是去了清梳车间。但我们下班后见到她，还是该说就说、该笑就笑。姐妹们在车间门口找到她，就喊：桂贤，走，洗澡去。吴桂贤说‘我没拿东西’。拿什么东西，我们拿着，走吧走吧。洗着澡，姐妹们对她说：你看，回来洗澡还有人给你搓背，在北京洗澡谁给你搓背呀？还是回来跟咱们在一块好吧。她说：就是，还是和姐妹们在一块好。”

翟福兰觉得，吴桂贤到中央走了一圈，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

吴桂贤回厂几个月后，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8年受邀南下深圳。

“其实，这几年吴桂贤每年都回陕西咸阳，到西北国棉一厂来看看。回来就把我们一群老姐妹叫到一块聚一聚。她今年夏天回来过，可惜我当时不在咸阳，没有见到她。”翟福兰说。老劳模叹息：没有国棉一厂了

翟福兰的人生，自然没有吴桂贤那样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但也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从1956年开始，翟福兰年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1972年起，连续九年被评为厂级标兵；1978年被中纺部授予全国纺织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同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翟福兰还当选过省委委员，问她什么时候当选的，老人说已经记不清了。

但是老人对自己什么时候担任赵梦桃小组组长却记得特别准确，“吴桂贤去中央以后，王西京担任赵梦桃小组组长，我后来接了王西京的班，成为赵梦桃小组组长。”

西北国棉一厂厂志中称：截至1981年，翟福兰进厂28年完成了33年的生产任务，增产节约多达217622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

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次改制组建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时，包括翟福兰在内的很多退休职工，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购买股份，帮助工厂筹集资金。“在当时知道厂子有困难，厂里没有强制，但我们都没有多想，打水漂的可能好像也没想过，工厂有困难，大家都有责任和工厂共渡难关。”

如何看待西北国棉一厂政策性破产呢？

老人长长叹了口气，说：“一厂破产了，一厂再没有了，没有国棉一厂了！”

翟福兰的大儿子在陕西第二毛纺厂，也下岗了，现在给别人开出租车，“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我没有问过，也帮不上忙。老二是个女子，在二棉，小儿子在咸阳市五金公司，都下岗了，自谋生路。”

风轮公司细纱车间。这也是赵梦桃和赵梦桃小组曾经工作的车间 （资料照片）

“我爱这个厂子，我的父辈、我的妻子，还有我本人的青春全部挥洒在了这里，我对这个工厂有很深的感情。选择买断工龄，和风轮公司脱离关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西北国棉一厂一位职工说。

西北国棉一厂选择政策性破产，国家对该厂职工的补偿政策是补偿每位正式工每年2065元，这笔钱称作补偿金；合同工每年补偿1170元，称作经济补偿。

“我记不清是1995年还是1996年了，我们一年打了96个官司，没有一个赢的。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达到了4000万元。”说起那段难熬的日子，张登社一脸痛苦。

张登社现任陕西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是陕西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5年，27岁的张登社调入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先后任生技科工艺员、设备科机械员、清梳车间副主任，副总工程师、生产部部长、生产副厂长，1995年6月任厂长，1998年1月兼任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10月调离。

辉煌一时的西北国棉一厂破产了，作为曾经在西北国棉一厂工作过17年并担任企业最高领导7年、主持过国棉一厂的两次改制的前任厂长，张登社心里五味杂陈。

说西北一棉，当然离不开这个厂辉煌的历史。“西北国棉一厂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这个国营大厂的职工素质很优秀，几十年来，大伙儿形成了一种不甘落后、力争上游的精神，这一点很可贵。厂子里、车间内经常开展生产竞赛、技术评比。职工们都有一种表现欲，有一种‘人来疯’的劲头，越夸越上劲。这个工厂在国内整个纺织行业、甚至整个工业战线都曾经备受瞩目，是绝对的纺织业标杆。它在陕西省纺织行业中论规模虽然只能排到第四、五位，但效益却数一数二，人均效益是绝对第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张登社说。

建化纤分厂使西北国棉一厂身陷泥潭

在张登社亲身参与和创造的西北国棉一厂历史中，国棉一厂曾经历了数道难关。

1971年，西北国棉一厂成立了化纤直属连，1972年7月正式命名为化纤车间。到了计划经济末期，陕西作为一个纺织业大省，面临着粮棉征地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陕西省政府计划建设一个化纤厂。由于西北国棉一厂本来就有个化纤车间，1989年，经陕西省政府批准，由西北国棉一厂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以西北国棉一厂的化纤车间为基础，易地扩建一座化纤厂。

这个计划建设的化纤厂，设计规模为年产粘胶纤维2万吨，采取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土建工程按照1万吨规模设计，设备按照5000吨规模设计，投产后再筹资扩建5000吨设计能力，以达到年产1万吨粘胶纤维的能力。

张登社了解的情况是，在当时的讨论会上，西北国棉一厂时任厂长发表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和省上领导一心先建设工厂投入生产的想法不一致。这位厂长认为：这个化纤厂不上规模，必然亏损，这样搞下去前景不妙。但陕西省政府出了个《会议纪要》，指出这个项目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项目投产之后，如果遇到困难，省政府给予支持。

有了这个《会议纪要》的支持和保证，西北国棉一厂最终选择上马化纤分厂项目。

张登社以一任厂长的身份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可信的。不过，在职工中还流传着另一种版本，这种版本把化纤分厂的责任归结为时任厂长投资失误。

也许，这只是所处位置不同，了解情况的渠道不同，得出的判断也就不同。

而这个化纤分厂后来的命运轨迹是这样的：由于该项目从场地和公用工程布局上考虑了二期及后续工程因素，加之工程资金不到位，筹建期间建筑材料价格飞涨、利率提高，导致建设周期长、投资费用过大，直接总投资达到2.36亿元。其中除西北国棉一厂自筹的1000万元外，其余均为贷款和临时高息借款，还包括向社会发债券本息4700万元。化纤分厂试生产后，因流动资金严重不足，无力采购原材料，整个生产处于断断续续的半停顿状态。另外，二期工程一直未续建，5000吨的生产能力与经济规模相差较大，固定资产折旧负担沉重，再加上市场发生变化，产品大幅跌价，化纤分厂亏损严重，无力偿还基建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化纤项目总债务近5亿多元，先后由西北国棉一厂垫付了3.5亿元，但仍背负着2.38亿元的债务。当时，西北国棉一厂平均每个月需要为化纤分厂承担的利息达到200多万元。

辉煌背后一段艰难的“逃债岁月”

应该说，在西北国棉一厂受化纤分厂拖累身陷泥潭之后，有关部门还是给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1995年12月26日，由当时的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化纤分厂与西北国棉一厂正式分离。会议还决定，为促使化纤分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规模效益，责成工商银行陕西分行尽快解决化纤分厂二期扩建工程所需资金和尽快解决化纤分厂所需的流动资金；化纤二期工程贷款由政府贴息，一期工程负债利息暂时不收，并决定化纤分厂未分离前所形成的债务，由分离后的化纤分厂承担。

1996年1月，化纤分厂从西北国棉一厂分离出去，成立陕西兴秦化纤厂，成为独立法人单位。

但当时的西北国棉一厂领导并没有因此感到乐观。他们在有关会议上特别指出，西北国棉一厂的干部与职工，务必要消除化纤和大厂分离大厂就走出困境的糊涂认识，要紧紧抓住这一契机，树立多盈利、过紧日子的思想。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认识是清醒的。当化纤厂成了一个无底洞之后，省政府的《会议纪要》落到实处的难度很大，化纤分厂和国棉一厂正式分离的举措，也阻挡不住追债者的脚步。

1996年，纺织行业面临鲜见的危机，减产压锭。西北国棉一厂也一度变得极其脆弱，出现了建厂以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额高达3800万元，相当于净资产的近四成。

次年，随着各方努力，纺织形势好转，但化纤债务仍如附骨之蛆，完全吞噬掉国棉一厂所有的利润。

张登社说：“那是一段阴云蔽日的岁月，我们工厂欠债太多，有时，厂里的车开出去，都会被法院扣留。银行的债务还好说，问题是我们还欠了社会上很多个人的钱，还发行了很多无效的债券。债券是通过银行发行出去的，有一部分没有发完，退回化纤厂，后来化纤厂为了顶债，就把债券给了债主。而债主在苦等无果后，就会持券冲进西北国棉一厂。记得有一年，我们打了96个债务官司，没有一个打赢的，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债务达到4000万元。”

债主排队上门，法院传票频飞，西北国棉一厂最终只能走上躲债之路。为了躲债，在张登社主持下，1998年，西北国棉一厂设立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该厂的第一次改制。

现在，张登社毫不讳言：“我们此举是为了设一道避债的‘防火墙’，形成债务屏障，顺利组织生产。”“我们当时靠欺骗人已经混不下去了，拖欠材料款已经达到6000万元。企业再不改制，1998年4月就要完蛋。”

当时的一位中层领导最近告诉记者：“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有人可能会对西北国棉一厂当年的改革提出疑义。如果他能了解西北国棉一厂当年的处境，一定会赞同西北国棉一厂当年的举措，那是被逼出来的。”

艰难中的自救全场职工集资2000万

当时，国棉一厂成立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在如何操作企业改制上认识是一致的：拿出西北国棉一厂的优质资产组建新的公司。

经过一番争论，确定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思路。然后，股份的构成、公司章程、成立时间也很快确定。

当时的国棉一厂宣传部部长李宝林，对公司章程起草时的情景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抽调到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宣传部的张建峰承担了公司章程的起草工作。当时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他是趴在床上，把纸放在地板上艰难地完成了章程的起草。此后，风轮公司在3天时间内顺利完成了职工个人股的认购。在1997年全国纺织形势那么艰难的背景下，职工能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企业的股票，5000多名职工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厂里对职工认购个人股有一个指导意见：普通职工3000股，一般干部5000股，中层干部7000股，厂领导9000股，退休职工也可以购买2000股。购买与否，取决于自愿。

1998年1月24日上午9时，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正式开始。董事会选举张登社为董事长，聘请李树生为总经理。

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西北国棉一厂、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等多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公司设置人民币1元的股份总额6500万股，均为记名式普通股，按面值认购，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其中西北国棉一厂以实物（主要是厂房和设备）、无形资产和货币折合4000万元投资，认购4000万股，占股本的61.52%，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投资1950万元，认购1950万股，占总股本的30%；陕西省纺织大元经销公司、咸阳市棉烟麻公司、新疆汇通农工贸易总公司、陕西纺织工业技术装备公司等4家社会法人单位投资70万元，认购70万股；社会自然人共出资480万元，认购480万股。

张登社至今认为，1998年风轮公司的成立，除了设下一道债务“防火墙”的好处之外，更关键的是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从职工手里集资了2000万元，重新组织生产。“我非常感谢当时我们厂的职工，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化纤厂债务压力巨大、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的全体干部职工拿出了自己的血汗钱，来拯救我们的工厂。对于这个在生死关头的工厂来说，此举至关重要，起到了让工厂起死回生的作用。”

企业改革中的个人命运沉浮

虽然风轮公司成立了，名义上似乎和西北国棉一厂并非一家，但在一棉人的心目中，风轮公司也罢，西北国棉一厂也罢，只是称呼的不同而已，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厂房还是那个厂房。“把猫叫了个咪，我们其实就是一家子。”而且，直到2008年西北国棉一厂宣告破产，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时，总还要在自己的名字之后加个括号，括号内是“西北国棉一厂”。

1999年，西北国棉一厂进行了二次改制。这次的动作主要是风轮公司第二次资产重组：西北一棉以“等额资产配等额债务”的形式将持有的4000万股国有股权转让给风轮公司职工持股会。至此，国有股从风轮公司退出。把风轮公司中具有西北国棉一厂所持有的具有国有性质的那4000万股，以一厂的工资结余和福利基金转换为职工股。风轮公司买下了西北国棉一厂的设备。

张登社曾解释说，这样做的理由是，风轮公司的债务“防火墙”出现漏洞了，西北国棉一厂所持风轮公司4000万股的分红也会被债权人截留。所以干脆让西北国棉一厂全面从风轮公司撤出。而这，也契合了当时“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大形势。

这又是一次以躲债为目的的改制。“估计当时我们的债权人也很无奈，觉得我们是无赖吧，但当时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张登社说。

不过，一个事实不可否认，西北国棉一厂在这次改制后完成了金蝉脱壳，造就了一个风轮公司有设备没有人员，有厂房没有土地，而西北国棉一厂则是没有生产能力，只剩人员和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的奇特局面。“所以西北国棉一厂的负债率只会越来越高。以至于到现在破产时对外公布的负债率高达346.54%。”一位熟知西北国棉一厂情况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直到2001年，张登社还一身兼着西北国棉一厂厂长和风轮公司董事长两个职务。这引起了上级主管部门——陕西省纺织总公司的警惕，担心两个企业之间有关联交易，会出现问题。从这方面考虑，陕西省纺织总公司要求张登社必须放弃其中一个职位。

而张登社选择了继续担任西北国棉一厂厂长。他说当时的选择是考虑到他以西北国棉一厂厂长的职务，便于控制风轮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因为风轮公司有近6000万股还是属于一厂职工的，而一厂厂长就是持股会代表，拥有极大的发言权。

2001年12月25日，风轮公司召开的董事会张登社没能参加。会上，缺席的前任董事长张登社卸任，风轮公司原总经理、西北国棉一厂党委书记李树生当选为风轮公司董事长。

在张登社离开西北国棉一厂之后，2003年，风轮公司和西北国棉一厂进行了第三次资产重组。西北一棉将剩余的纱场生产经营性资产共5748万元划转给风轮公司，风轮公司同时承担了西北一棉等额的债务。

2008年10月，西北国棉一厂宣告破产的消息传来，张登社也觉得有点惊讶。在他看来，西北国棉一厂最终也没有摆脱掉化纤厂的拖累，终于还是被拖倒了。

一厂破产会给风轮公司带来机遇？

11月12日晚8时许，西北国棉一厂职工王长安从家里出来，一脸郁闷地朝风轮公司走去。他有27年工龄，曾经当选过厂里的敬业爱岗工人。一位熟人看见他就问：“去哪儿呀？”

王长安说：“我去车间，还有些东西放在那里，去拿回来。”

“你买断工龄了？”

“是啊。”王长安的回答，有些无奈。

据工人们说，西北国棉一厂选择政策性破产，国家对该厂职工的补偿政策是补偿每位正式工每年2065元，这笔钱称作补偿金；合同工每年补偿1170元，称作经济补偿。

和王长安一样，今年51岁的细纱车间皮辊工李来宝也选择了买断工龄。

李来宝是西北国棉一厂子弟，父母都是国棉一厂工人。1976年，李来宝曾经下过乡，1979年返城。

“当年能够进入国棉一厂，我是带着自豪感的，很高兴。这个厂全国有名，效益也挺好。”李来宝说。

李来宝记得自己刚进厂做学徒工时的工资是18元，后来是32元、40.20元、60多元、128元。直到此时，西北国棉一厂的职工们都还是生活在一种相对优越的环境中，那时也是纺织业的辉煌时期。再到后来，经济大发展，其他行业和单位工资开始大幅增长，纺织行业的李来宝的工资也长到了733元，领了很多年，每天上班下班，勤恳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车间中。当时他并没有什么紧迫感。但突然有一天，他惊讶地发现，一些以前在他印象中并不怎么样的其他产业的工人，每月工资都拿到2000多元了。这时，他的心情陡然失落。

目前，西北国棉一厂破产之时，他的工资是950元。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来说，这样的收入显得有些紧巴。“我爱这个厂子，我的父辈、我的妻子，还有我本人的青春全部挥洒在了这里，我对这个工厂有很深的感情。选择买断工龄，和风轮公司脱离关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改制过程中，李来宝也选择了买断工龄。

在西北国棉一厂的一个贴吧内，有人写道：“随着企业破产工作的有序推进，部分职工人云亦云纷纷要求买断工龄，自谋职业，请问买断工龄自谋职业后，你能干什么？你有什么特长和过人之处，大部分人除了纺织并无一技之长，即使自喻为技工的保全工，能有几点称得上的绝招？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三思而后行。”

按照李来宝等人的估计，西北国棉一厂选择买断工龄的职工会超过1400人，而由于政策性破产对职工退休放宽条件，提前选择了退休的职工也有1400人。

如此一来，处在风口浪尖的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会不会陷入劳动力不足的窘境？

由于风轮公司领导层不愿接受采访，目前我们尚不清楚。

有选择买断工龄的职工说：“我们祝愿风轮公司有更好的发展，毕竟，那是我们工作了多年的地方，那里也还有我们众多的工友。那里值得我们关心。我们会铭记着西北国棉一厂的点点滴滴，再次寻找自己的路！”

来源： 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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